众所周知,对缺血相关病变置入支架可改善缺血症状及预后,但对非缺血病变置入支架则与药物治疗相比并无获益。然而在多支病变的冠心病患者确定哪个病变是引起缺血的病变却并非容易。传统的血管造影术为二维影像,往往会高估或低估狭窄程度,且造影仅反映管腔的变化,而对斑块负荷无法做出准确评估。压力导丝测定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是临床上用于判断某一病变是否为导致缺血病变的方法之一。
众所周知,对缺血相关病变置入支架可改善缺血症状及预后,但对非缺血病变置入支架则与药物治疗相比并无获益。然而在多支病变的冠心病患者确定哪个病变是引起缺血的病变却并非容易。传统的血管造影术为二维影像,往往会高估或低估狭窄程度,且造影仅反映管腔的变化,而对斑块负荷无法做出准确评估。压力导丝测定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是临床上用于判断某一病变是否为导致缺血病变的方法之一。
血流储备分数(FFR)的定义是指存在狭窄病变的情况下,该冠状动脉所供心肌区域能获得的最大血流与同一区域理论上正常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血流之比,计算公式为:FFRmyo=(Pd-Pv)/(Pa-Pv)。如果FFR>0.75,可认为心外膜血管的狭窄病变无血流动力学意义,此指标不依赖于心率、血压、心室收缩力等血流动力学因素的变化。在临床方面,FFR可用于对中等度狭窄病变的评价、多支血管病变时罪犯血管的检出、非侵入性检查无心肌缺血证据时决定是否行血管成形术,以及当投影重叠或造影位置不清楚时确定病变的位置。 然而,FFR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认为心脏事件的发生多和冠脉病变斑块的“易损性”有关,而FFR对此提供的信息有限;测定FFR时要求冠脉处于最大充血状态,有时难以达到理想要求;FFR对复杂冠脉病变如同一冠脉内多处病变、弥漫性病变、分叉病变、开口处等的血流动力学评估尚有困难;FFR难以评价心梗患者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在某些病理生理情况下受到限制, 如冠状动脉痉挛、左室肥厚、微血管病变、存在侧枝循环等。
从1993年Pijls提出通过压力检测推算FFR以来,许多研究者在处理多支血管病变时将FFR作为指导PCI的方法,发现使用FFR判断多支病变中的罪犯血管是可行的,当FFRmyo>0.75时,推迟介入治疗是安全的。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回顾性研究而非前瞻性研究,患者植入的为裸支架而非药物支架,没有进行随机、对照设计,因此其结果无法反映“真实世界”的情况。
基于此,Pijls等研究者们设计了FAME研究,比较FFR引导的PCI术与血管造影术引导的PCI术间的差异,并在2008年TCT大会上公布了结果。在美国和欧洲的20个医学中心入组了1005例冠脉多支病变患者,随机分为FFR引导的PCI组和血管造影术引导的PCI组。 结果显示,FFR组支架置入数目明显少于血管造影组[(1.9±1.3)对(2.7±1.2),P<0.001]。血管造影组78%的患者1年内未发生心绞痛,而FFR组为81%(P=0.20)。两组1年内事件发生率分别为13.2%(FFR组)和18.3%(血管造影组),FFR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绝对危险降低了5%。FAME研究支持“功能性完全血运重建”的全新治疗理念,即对缺血病变置入支架,而对非缺血病变采用药物治疗。
FAME研究设计严谨,但仍有几点需进一步商榷:
1) 随机分组前,研究者已根据患者的血管造影和临床资料预先决定需干预的血管。但预设的靶血管标准不统一。
2) 研究将5天内的STEMI、CK>1000u/L的NSTEMI、左主干、既往CABG、严重扭曲/钙化病变的患者排除之外。
3) 本研究将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FFR定为≤0.8,而非既往文献报道的≤0.75。
4) 血管造影组围手术期心梗发生率为7.5%,远高于其他研究中SYNTAX评分相同的患者亚组,而在COURAGE、REPLACE-2和ISAR-REACT研究中则分别为3.0%, 6.6%和3.7%。
5) 参与研究的中心均为长期开展FFR检查的中心,其经验不一定能有效普及到其他中心。
6) 该研究对特定患者的FFR检测是全或无式,即对该患者的所有靶血管均做或均不做FFR,这种做法与真实世界不同。
因此,在药物支架时代,处理多支血管病变时,常规进行FFR检测并非必要,我们在充分利用PCI这一武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局限性,对于特殊的病例可选择性的采用其他辅助手段如IVUS、OCT和FFR,最大限度地使患者获益。